1985年10月,王诚汉在总医院检查身体期间,时任总政干部部部长的李继耐专程到医院看望他。

王诚汉原本以为李继耐只是来看看病号而已,没想到他是来传达通报的。接着,王诚汉听到了一个重要情况。李继耐郑重地说:“军科的领导班子要进行调整,军委和总政考虑安排你到军科任政治委员,并派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王诚汉沉吟了好久,才开口:“我已经退休几个月了,还是另选年轻的同志到军科工作吧。”

过了几天,李继耐又到总医院,告诉王诚汉:“军委经慎重考虑,要选派一个老同志到军科带班,还是决定你到军科任职。”就这样,王诚汉离休不久后“再度出山”……

1985年6月,作出了震惊世界的“百万大裁军”战略决策。军委扩大会议就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在会议之前,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初步方案是:计划将原来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军区,其中,和昆明军区合并,军区领导机关定在昆明,称“昆明军区”。

这一消息传到成都后,司令员王诚汉深入思考:大军区机关定点在哪里?更有利于整个西南战区的长远建设。在他经过与几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商议后,大家一致认为军区机关定在昆明不大合适。于是,王诚汉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正式向军委提出建议。

对此,军委领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采纳了王诚汉的荐言。最后,会议决定,西南战区指挥机构定点成都。另外,在这次会议上,军委确定了的“新班子”。

6月22日,王诚汉本来要外出参加一项活动,但他听说新上任的年轻司令员就要到成都了。于是,他便说:“我不能马上走,要迎接新班子。我们讲要支持新班子的领导,这就是一个行动。”

7月3日,王诚汉到兄弟军区参加协调小组会议刚结束,便乘坐火车返回成都,向政委汇报会议情况。隔了一天,一大早,王诚汉就分别找副参谋长、司令部军务装备部副部长、后勤部长、干部部长谈话,中心话题是要他们配合、尊重、支持新班子领导。

7月7日,王诚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退下来后有什么打算?”他表示:“新班子来自五湖四海,老同志要主动介绍情况,当好参谋,积极协助做好工作。”他还告诉记者,他准备写一个东西,把历史沿革和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向新班子汇报。

此外,他表示,自己在西藏工作了6个年头,到成都后每年去西藏两、三个月,因此,他准备重点汇报西藏边防建设,使新班子领导尽快尽多地了解情况……

1982年,王诚汉担任司令员。多年来的军队领导工作,使他深深懂得,新班子要在工作上顺利迈开新步子,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王诚汉一路走来,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离不开老同志们的支持。

1949年西安保卫战,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负责指挥这场战斗。因形势紧张,彭德怀电令王诚汉的第18兵团火速向西北进军,坚守咸阳,确保西安。

彭德怀催促的电报,一封封发来,要求他们在6月8日赶到。王诚汉接到彭德怀命令后,率领全师1.3万余人,于5月27日由山西榆次乘坐火车上路,30日到达灵石。由于灵石以南铁路尚未修复,部队就独步行进。一路上,冒着酷暑的天气,部队步行了5天到达永济。

这时,军共出动12个军、30多个师共17万余众,正准备进犯西安。形势紧迫,西安危在旦夕。与此同时,王诚汉收到了彭总发来的又一封电报,要他们于6月6日前赶到黄河北岸之风陵渡渡口,渡河后车运西安。就这样,王诚汉率部不顾疲劳,昼夜兼程,准时赶到风陵渡渡口,后于6月10日晚赶到了西安城东郊。

6月11日,王诚汉进入了西安古城。随后,部队集结在西安飞机场吃午饭。吃饭的时候,同志们议论说:“走了10多天,现在到了西安可能要休整两三天吧。”然而,饭还没吃完,军队通讯员骑马飞奔而来,气喘吁吁地交给王诚汉一封急信。

信的大致意思是,军首长要他立刻赶到咸阳第一野战军指挥所接受任务,同时命令第18兵团立即向咸阳进发,务必于今日天黑至翌日凌晨4点全部渡过渭河,抵达咸阳。

王诚汉暗自思忖:命令这样紧急,不留一点休息时间,很可能是咸阳方向情况异常紧张。想到这里,他与政委当即决定,他和副政委先去咸阳接受任务,让政委带部队前进。

咸阳是西安保卫战的最前线,是敌军主力进攻西安的主要方向。待王诚汉赶到咸阳,走进一所小房子,首先见到了一野司令部的李夫克副参谋长。

王诚汉和李夫克是红军大学的同学。这次久别重逢,来不及寒暄。李夫克便说:“是彭总找你,要给你亲自布置任务,我现在就带你去。”王诚汉点了点头,就跟着李夫克走进了一间简陋的房屋。

彭德怀见王诚汉来了,亲切地和他握手,然后关心地说:“你们辛苦了,走了10多天路,没有得到休息,现在又要打仗了,怎么样?”

在这之前,王诚汉曾多次见过彭德怀,但没有直接接受过彭老总亲自布置作战任务。在王诚汉的眼里,彭德怀是一位非常严肃的首长,而这一次在受领任务时,他觉得彭老总的话颇有爱护之情,威严之中充满亲切。

“胡宗南和‘二马’纠集了17万之众,企图乘我华北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尚未会合之际,反扑陕中。胡宗南的第36军第165师被我第1兵团歼灭,其主力现徘徊于扶凤一线。尚未遭我打击的‘二马’军,气焰仍很嚣张,直向咸阳扑来,企图夺占咸阳,重占西安。因此,你们这次要打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二马’的骑兵部队。”

听副参谋长李夫克讲,彭德怀之所以找王诚汉,是做过调查的。他必须确保此次的出战部队,符合“底子老、战斗作风好、能打硬仗”等条件,这也是王诚汉能够被选中的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师的前身就是“皮旅”,参加过中原突围、孟良崮、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作战顽强,战功累累。

“马继援是少壮派,骄傲得很,他率第82军的3个师和骑兵第8旅,已离咸阳不足100公里。这股敌人在明天中午可以赶到咸阳附近。你们师的任务,就是在这里顶住它。马步芳的部队受狭隘民族意识的挑拨和封建迷信思想的麻醉,官兵十分蛮横,还是很能打仗的。同时,敌众我寡,以你们1个师的兵力阻击敌人4个师的进攻,而你们又缺乏对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彭老总又说:“部队来了以后,要加紧修筑工事。时间仓促,不可能做得很完善,但要尽力多修一些工事。”王诚汉听出彭老总把“尽力”二字的语气说得特别重。

6月12日,就在王诚汉师主力部队在咸阳城下布防刚刚完毕,还未来得及休息片刻,侦查员骑着自行车回来报告:敌人先头部队赶来了!王诚汉站立在城头,肉眼就看到了城西大道上尘土飞扬,像刮风一样,这是敌骑兵迫近了。

下午,敌骑兵第8旅主力赶到咸阳附近。这次来犯之敌,带着牛皮筏,已经做好了渡过渭河的准备。他们口出狂言:“咸阳不下马,西安吃晚饭。”敌人妄图两个小时攻下咸阳,进而霸占西安。其骄傲至极,不可一世。

很快,敌人就发起了冲锋。此刻,王诚汉观察到,敌骑兵进至我阵地约400多米处,都下了马。有的赤着一只臂膀,有的把上衣脱光,跪在地上,低头、举刀、念咒,就像是一群巫师在施法一样。

就这样,一群疯了的野兽,朝着我阵地冲来。王诚汉心想:解放太原时缴获了很多较先进的自动武器,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王诚汉在城墙上看得很清楚,有400多名敌骑兵向我第543团2连的阵地涌来。就在敌骑兵前进时,敌人的马匹突然纷纷掉入了王诚汉命人事先挖好的沟里,后面的敌人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仍然向前涌。等到敌人达到了最大密度时,王诚汉立即下令对敌人发起火力猛攻。

在稠密的枪声中,敌人1个多营的马队突了进来。在王诚汉先前的布置下,3连2排把枪放下,一律换上了在太原缴获的日本战刀,提着手榴弹,喊着“杀”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双方以刀对刀,敌人的刀短而锈钝,我军刀长而锋利,明显占了优势。

枪林弹雨,激战至黄昏,敌骑兵突击不能得逞,攻势被阻,不敢再继续前进。初战获胜,但王诚汉估计翌日必有恶战,这将是能否顶住敌人的关键……

13日清晨,敌人的山炮就开始向我方射击。整个上午,敌人发起了没有停歇的大小规模的进攻,一次次都被我方挡在阵地前。这一天,敌人的伤亡虽然惨重,但仍是整连整营地向我阵地冲击。后来,形势相当严重,情况不断恶化。战士们有的和敌人一对一的拼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诚汉硬是没有收到一个各团向他要增援部队的电话。各团都在电话上表示:坚决守住阵地。在激战了13个小时,王诚汉率领的第181师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咸阳阻击战。

事后,他赶紧派人把这个消息传给彭德怀。战前,彭老总就和他说过:“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我在西安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王诚汉明白,这次战斗的胜利,离不开彭老总的鼓励和认可……

王诚汉明白,他成长、进步的路上,深受像彭老总这样的老同志指示、教诲。同样,再出山的他,把精力都重点放在了培养年轻的一批接班人上。

1985年11月,签署了任命王诚汉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命令,并经中央批准担任军事科学院党委书记。于是,王诚汉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之中了。就这样,他一干就是4年多。在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付诸于行动,效果明显。

在1988年的授衔中,王诚汉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王诚汉轻轻松松地退下领导岗位。

王诚汉离休的生活是充实的、幸福美满的。他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庭中,夫人黄丽文于1949年入伍,是第60军的一名老战士,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夫妻结婚几十年来,王诚汉的身体一直是夫人悉心照顾的。他常说:“她是医生,我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有什么病,她顺手就解决了。”

退休下来后,王诚汉每天都会练习书法。他说:“空余的时间多了,我就集中大块的时间练习写毛笔字。有些单位、个人或办书展,需要我写几个字,我都欣然提笔。”王诚汉认为这是一种陶冶情操的爱好。

此外,他还会去爬山。每逢节假日,王诚汉就率领家人“进军”离他家不远的香山,“抢登”香炉峰。站在香山之巅,王诚汉颇有感触:“一辈子的军旅生活,走了很多的路,爬了许多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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