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判断:一方面阐明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大道,另一方面宣布我们在人类文明发展上迈向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回顾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以理解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怎么来的、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有什么基本特征。

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只有理解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才能把握文明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里的“文明”,应该是有了文字、社会制度并由此而高度组织起来的人类活动形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远古时代,最初的人类文明并不是出现在雨量充沛的地方,“而是出现在一些降雨量小、河流两岸深林较少的地方”,如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恒河、黄河、长江流域,“这些河流的存在,能够弥补降雨的不足,但这也意味着人们面临着发展水利灌溉系统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艰苦任务”。实际上,这个现象恰恰从一开始就说明了文明的本质,人类不是被动适应环境,也不是仅仅以生理进化适应环境,而是靠人类的协作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劳动。雨量充沛植被好的地方,人不必以比较复杂的形态组织起来就可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劳动,从而生存繁衍下去,因而就难以产生文明。在大河流域,有一定的条件,但又必须付出努力,特别是要以比较复杂的形态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劳动,这反而让人类在生产协作、合作交流中产生文明。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实质就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方式,往往基于历史的发展和方式变化,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在耕种和驯化动物的探索中,人类逐渐超越了原来的狩猎和采集活动,而进行更加有组织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这就是许多历史学家说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给人类带来超越自身生理限制的力量,因而也就潜在地获得了超越其他动物的力量。这一转变在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猎物、谷物等收获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安排和组织形式,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差别甚至阶级差别,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必须有人垄断对神灵的解释权、对生活资料的分配权、对生产协作的管理权,这样才能以越来越复杂的组织方式开展生产活动、交往活动,这导致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文明也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了文明史。

既然人类文明表现为人类活动的组织方式,那么人类文明的形态就表现为这种组织方式的变化。人类分散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而文明形态的变化可以从多角度去审视和叙事。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首先是一种历时性考察,但是在同样的历时性形态下,不同的民族也可能因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演化出不同的文明特征。在文明形态的演化中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但是文明形态的飞跃绝对不是文明的断裂,而是表现为许多复杂文化要素的转换,因此,在许多旧文明形态中可能已经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新文明形态中旧文明形态的某些特征可能仍然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我们可以从生产组织方式这个事关人类是否能够生存维系下去的主要基础着手,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形态归根结底无非是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无论如何,人类的协作方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哪个民族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找到了人类协作生产的方式,那么就会让其文明繁荣发展;反之,哪个民族的协作方式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文明就有可能衰落。因此,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就一定有什么形态的文明。

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往往表现为彼此消长的过程。如果有外星人观察,那么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他们可能认为地球人类文明的中心是两河流域;再稍晚因两河流域的民族更替,更为辉煌的文明是古埃及;公元前273年—前232年,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的印度可能被选择为地球文明的代表;而稍后中国春秋战国直到汉唐时期,估计会被认定为地球文明的中心;随后的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成为文明中心的有力争夺者;公元9—11世纪,地球文明的代表恐怕应该算是阿拉伯文明了,尽管这个时候从东亚到欧洲都有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从建筑成就看,所谓新大陆即美洲的玛雅文明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程度。实际上,西欧的崛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是1500年之后的文明故事,且到了18世纪西方的统治地位才明显确立下来。

我们可以从文明形态的演化即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化。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生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组织方式却大为不同,个人在其中所表现的独立性也有很大的差异。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大框架的社会形态划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基于马克思的这种三分法,人类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前文明形态”;然后是“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通过内部分工而构建的文明形态,因为迄今为止的文明往往是建立在阶级分裂甚至对抗基础上的;随后则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不难看出,马克思说的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上的社会形态,既包括前文明形态,也包括除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马克思说的“物的依赖性”指的是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仅人类历史仍然处于这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本身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另外,基于对这个阶段的认识,我们才能理解当代中国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文明形态。

所谓“前文明形态”,即人类的原始部落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形态中,人类素朴地把一切当作共同体的财产,尽管为了生存也有食物等方面与共同体外部及内部的争夺。无论如何,个人在这个阶段,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对群体的依赖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最后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随着定居下来从游牧、采集逐渐转换为耕种以及家畜的蓄养,剩余产品逐渐多了起来,这就为共同体内部的分工创造了条件,文明的曙光开始显现,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就转化为耕种和畜牧。人类真正进入了文明时代,但是这个文明是以共同体内部的差异化分裂为代价的。

所谓“内在分裂的文明”,就是说,这种文明是建立在阶级社会的分裂和对抗基础之上的。迄今为止,真正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完全超出其范畴。我们可以根据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将这个形态的文明划分为奴隶制文明、农奴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

在文明孕育的初期,或因不同群体之间的征服,或因同一群体内部的斗争,一部分人掌握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命运,并且将其从生产主体降低为生产工具,或者将其变为附属的存在。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以这种赤裸裸的外在的强制力驱使人们去劳动,就让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管理、文化等职业,为文化、思想、意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把俘虏的生命作为生产力保留下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随意屠杀掉,这本身也是在野蛮状态下的一种“文明”表现。当然,不同地区人类的历史,奴隶制表现形态是多样的,但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劳动的组织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区别只是方法和程度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中,……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们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在这个阶段,从社会的阶级分裂上,此时的文明不同于原始的部落阶段,但却仍然处于马克思说的“人的依赖关系”范畴之中,只是这种依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人的依赖关系”而言,在奴隶社会,不仅奴隶能否生存和如何生存掌握在奴隶主手中,而且奴隶的生活也是依赖奴隶的劳动;在农奴制下,封建主和农奴之间亦是这种对峙且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裂的双方都没有真正的“自由个性”。

资本主义在阶级社会属于“内在分裂的文明”,不过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却又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人的依赖关系”的“物的依赖”社会形态。在分析社会形态的变化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展开,个人从法权上获得了自由,人在权利的形式上摆脱了社会的羁绊。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表现为一个与以往的“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非常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条件下,劳动者是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那么对资本而言,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条件,所以资本占有的是工人的劳动,并且是通过交换占有的。由此,“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不过,资本主义让人形式上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却又陷入了“物的依赖”之中,那就是资本这种“物的关系”或“死劳动”对工人“活劳动”的支配。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没有彻底摆脱“人的依赖关系”,西方对其他民族的殖民统治,在美洲开发中对黑人公开的“奴役”,以及当今世界金融和贸易霸权。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不过,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开始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个人自由权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随着人民的抗争而逐渐被充实起来,但人们却又陷于对资本的依赖之中。平时,资本的力量往往获得了冠冕堂皇的价值观的遮盖,危机时刻,如经济危机之下,人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只是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活下去的自由。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告诉我们,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利润率总是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任何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其与资本的关系。总体上而言,作为社会分裂的文明形态,当资本主义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对抗上。因此,社会分裂和对抗是这种文明的基本特征。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是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这应该是摆脱了对抗性的文明。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种文明形态应该摆脱了以往“物的依赖”和“人的依赖”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仅给人的自由发展创造物质条件,而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式给人自由的基础上,摆脱资本对人的控制权,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在《宣言》“无产者和人”一节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物的依赖性”还表现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还处在必然王国的制约下,即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盲目性,人类自身还不能自觉地根据需要来合理调节社会生产,这种调节只能依赖市场自发的盲目性。而未来社会“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向的是未来无阶级社会中人的自由和解放。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文明中,因为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个体人和全人类的彻底自由和解放,就获得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理念和方向上应该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但在基础和结构上却是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即是在历史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文明形态。

之所以说当代中华文明在理念和方向上是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是因为中国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已经内在地孕育着未来文明形态,是未来文明形态的萌芽和某种历史雏形。一是我国根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为超越资本的权力和特殊集团的利益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引领的。在中国人均收入刚刚实现中等偏上国家的标准之后,就全面实现了脱贫攻坚的任务,这证明中国的一切发展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这种理念显然为摆脱文明社会的内部分裂创造了根本指引。三是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传统观念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文明的共处提出了确实可行的方案。这在以殖民和霸权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道路之外,创造了新的现代化文明发展路径。四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之所以说当代中华文明的基础和结构仍然属于现实的文明形态,是因为中国的文明道路与世界其他文明处于同一个时空体系之中,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程度、外部环境等,仍然没有达到人人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性,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国际上仍然面临霸权主义的遏制和打压威胁。

无论如何,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前景是光明的,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绝对不是先验逻辑的展开,人类文明需要塑造和构建,中华文明的发展仍然需要我们许多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中华文明无论怎样发展都需要与世界文明同向同行。

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公认的古代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亚洲西部)、古埃及文明(非洲东北部及亚洲西部)、古印度文明(亚洲南部)和古代中华文明(亚洲东部),起源都在北回归线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则是基于西亚北非文明基础上的文明,而后来欧洲的文明是在中东起源的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基础上的延伸,美国文明则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和发展。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是1500年之后才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明形态,但是应该承认它对人类历史作出了很大贡献,如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多的财富;另外,还以血与火的方式将人类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从而为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文明形态做了历史准备。

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岔路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文明进入了所谓“美国世纪”。为了与苏联竞争,美国还提供了许多国际公共产品,因而也获得了显著的影响力和软实力,而且至今美国仍然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存在。但是,美国奉行的个人主义在国际上必然表现为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搞势力范围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是有传统的。譬如,早在1929年,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就宣布:在美洲地区范围内,“除了我们,不容许任何其他外部势力施加影响。……中美洲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只有我们承认和支持的政府才能够保住执政地位,而那些我们没有认可并支持的政府注定会倒台”。美国的霸权主义,不仅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而且经常试图以武力推行自己的意志,这不仅造成预国家的动荡,而且也因耗散其力量导致美国社会内部政治分裂,国际权威性明显削弱。可以说,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支持者2021年1月6日攻击国会以及拜登政府从阿富汗的仓惶撤离,就是美国霸权日薄西山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欧盟也因为英国的脱离而显得失去往日的光彩,很难形成统一的声音,欧洲人现在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建立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战略。由此可见,美国文明绝对不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也不属于未来的文明形态,而仍然属于马克思说的“物的依赖”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因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呈现内部分裂的形态,而且也表现出极端的国际不包容性。

美国的现实发展已经与文明发展的进程呈反比。尽管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是人类世界已经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世界,能够塑造这个世界的力量呈现多极状态。早在上个世纪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意识到,“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庞大的全球力量正在运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它将使得美国不再那么独特。……美国很可能在下个世纪仍保持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可是,财富将越来越普遍分散,产生财富的技术也会分散各地”。不过,作为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基辛格只从国家竞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没有考虑美国文明的性质是不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因此他尽管意识到美国的优势将会被削弱,但仍然希望美国继续是“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美国的衰落不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而是在于其文明的不包容性,这与未来文明的方向不一致。正因如此,美国如果不改弦更张,那么必然被历史所唾弃。实际上,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已经大大不如20年前的地位,那种超级大国颐指气使的世界霸权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美国不得不越来越借助外交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意愿。

中国主张和平发展。按照李光耀的说法,“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他们从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对于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本身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这当然会现实地削弱美国“山巅之城”幻象。中国不刻意改变别人,不等于没有世界塑造力。在这个多极的世界之中,中国对世界的塑造能力,与其他力量如欧洲、俄罗斯、印度、日本有很大的区别,这不仅表现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国度,而且表现为其是一个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仅在现实上是对美国霸权或“卓越”地位的挑战,而且在逻辑上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化普遍有效的价值预设。

中国有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理念、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人类文明始终在发展中,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是后发的、外铄的进程。但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在古老的文明基础上吸纳和改造了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改造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回到古典的中华文明,而应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淬炼,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当下的新文明。实际上,综合东西方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以及中国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都已经提出过。

尽管美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感到很不舒服,美国是公开的遏制,欧洲则认为中国已经不是他们体现自己文明优越感的市场,而是系统的竞争对手,他们都不希望出现“西方缺失”的世界。但是,从长远看,人类文明的进步应该是不可阻挡的,其中中国的影响力和塑造力都会有所提升。美国学者奈斯比特等人说过,“中国最大的优势还在于,作为一股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力量,在道德伦理层面,各国对中国的认同度很高”。与西方的排他性文明特征不同,中国更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同时,当代中国更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可见,中华文明形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中华文明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还在于这种文明更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如西班牙学者说的,“如果公民更多关心的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贡献,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溃”。西方文明出现的问题,是其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必然产物,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必然导致公共意志的消失。德国图宾根大学的R·基普克就尖锐地指出,“意义并不适用于自私的竞争,其原因最终在于意义的结构:只有通过与某种超越个人价值的联系或创造某种超越个人价值的东西才有意义。仅仅为自己而‘具有’意义是不存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社会的乱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当代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却又与其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保持着合理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人指出:“中国将会成为改变21世纪世界格局的领导者。”中国试图以一种崭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来重塑经济全球化,从而贯彻新发展理念,建成人人参与的全球化,而不是西方主导下的、旧的、排他性的全球化。“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如何转变成一个多中心的世界。‘一带一路’正是多中心全球秩序、多样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柱,也是稳定动荡地区和国家局势的重要力量。最后,‘一带一路’会对财富更均衡地分配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一带一路’要做的不是提供援助,而是创造出适宜的条件帮助人们自食其力。” 中华文明主张相互帮助、相互借鉴,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按照自己的尺度裁剪别人。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