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说:我在华盛顿航天博物馆看见过,大猩猩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坐椅上,不吃不喝,很难办。如果把猴子弄上天,同样会害怕。一到天上,它就不吃不喝,两天就饿瘦了,很快就饿死了,你说咱们的航天员还敢上吗?再说了,苏联、美国以前做大动物试验,是不知道人在失重情况下生理上到底行不行。现在他们已经做过了,已经证明人上天是可以的,而且几十年来人家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上天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顺顺当当地回来了,回来后也都正常。只要我们的飞船的条件做得跟他们的飞船一样,是适合人的环境,不就行了吗?干吗还要从猴子做起呢?完全用不着嘛!所以,我在医院住院时,有几个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是坚决不同意。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跟着外国跑,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照搬照抄,要独立思考。

后来,专家们经反复考虑,取消了动物试验,也否定了发射假人的意见。这不仅节省了经费,还节约了时间。

就在中国航天人奋力拼抢时间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有人直接给写了一封匿名信,其大意是:1999年发射试验飞船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航天部的人这样做,是借搞载人航天之名,欺骗中央,捞取国家钱财。国家有搞载人航天的钱,还不如拿来搞航空母舰。载人航天工程应该停止,否则国家的经济将会受到更大损失!恳请中央尽快查处!

刘纪原说,这封信是谁写的,出于什么目的,至今我也不清楚。收到这信后,批给了,批给了宋健,宋健马上找到了我。中央批示的意思,是要认真对待,认真研究。我看到这个批件后,心里很紧张,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自从载人航天工程上马后,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不断有各种意见上诉到中央。每走一步都有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总是从自己部门的角度提出各种质疑。另外,1999年万一打不了怎么办?即便打了,万一不成功,又怎么向中央交代?我们不仅1992年向中央立了军令状,1998年初给写信也汇报了1999年10月发射的时间。所以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怕这些意见影响到中央的决心。我们分析后认为,载人航天要下马,可能性不大,主要怕工程暂停。因为工程万一中途搁浅,再启动起来就很困难,而且将造成极大的浪费!如果中央认为经费紧张,哪怕减缓一点速度也行。宋健和我商量的结果,就是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把载人航天工程的真实情况和进展程度作个汇报,让中央放心,以免节外生枝。

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报告很快呈送到了中央。但报告送走后,刘纪原心里依然没底。

作为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国家航天局的局长,刘纪原肩上一直挑着两副重担。尤其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攻关阶段,他这位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简直成了救火队的队长,哪里有问题就出现在哪里。甚至在除夕之夜,他也带着设备,冒着大雪,从北京赶到天津,再从天津赶到山西长治,连夜去工厂解决重大的技术攻关问题。

他唯一的一个患有智障的儿子,已经失踪了14年,至今下落不明。这给他本人和他夫人的心里投下了厚厚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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